气候变化引起的主要问题_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

1.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2.全球气候变暖到底跟二氧化碳排放有没有关系？

3.区别气候变化与天气变化的主要标准是

4.世界四大科学难题有哪四个

5.气候变化是怎样引起的?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　

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　

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　

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　

从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　

从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表现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　

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帧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

13 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a 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两峰三谷结构，直至20 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 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①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 世纪至公元前8 世纪中期) ; ②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 世纪) ; ③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 世纪中期至6 世纪) ; 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 8 世纪) ; ⑤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 11 世纪) ; ⑥金前期湿干气候(12 世纪) ;⑦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 和14 世纪前半叶) ; ⑧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 世纪后半叶至20 世纪初)。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得趋势大致如此。　

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得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

人类影响气候，气候也影响人类。短时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的异常气候现象，如干旱、洪涝、冻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区的暴雨灾害，引起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饿死人口达300-400万；1968年-13年非洲干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灾难，使得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的牲口损失70-90%，仅在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就饿死20万人。当然，这种打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态系统，但是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却十分大。　

长期的气候变化，即使变化比较缓慢，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使生产布局和生产方式完全改观，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　

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温暖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都有广泛分布；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商、周时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诗经》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见当时梅子是和盐一样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诗经》说：“终南何月，有条有梅”。终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来就无梅了。陕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　

秦汉时期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记载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可知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地界比现在更加偏北。　

由于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汉以前，我国丝织业布局是北丝南麻，丝织业绝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当时最大的丝纺业中心在河北定县，其他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则主要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蜀中仅以产麻布著名。虽然在东汉到魏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下降剧烈，南方各地社会生活则相对安定，丝织业有所发展，可是北丝南麻的布局一直维持到隋唐时代。从气候变迁情况看，至隋唐时代，虽然气候也有变化，但是平均气温仍暖于现代，可见丝绸之路出现在北方是有原因的。　

北丝南麻布局的改变发生在宋代。由于气候变冷，气温已低于现代，北方不利于桑蚕生产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南方经济上升，丝织业规模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镇江、三台已形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南宋时，南京、常州、镇江、苏州都拥有巨大的丝织业生产能力。丝织业重心南移，正好相当于我国气候由温暖到寒冷的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气候变迁对农业耕作也有影响，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说，他们那个时候，齐、鲁（河北、山东一带）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在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还只习惯于两年三熟。唐朝的生长季也比现在长，《蛮书》（约成书于862年）说，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获两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麦或大麦。而现代由于生长季缩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蚕豆，以代替小麦和大麦。这种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气候变暖，就可以考虑双季稻向高纬度、向高海拔扩展；若气候变冷，就得取措施，缩短水稻的生长时间。

一、时间差异性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

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

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最丰富的地区。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与北元蒙古的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与清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

时代 前汉 后汉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东 河南 陕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陕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苏

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关问题的讨论

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与汉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

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程序以来的最低点。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

[内容提要]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程序以来的最低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各国均将成本一收益平衡当做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重要决策依据。其具体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参与度，这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成本一收益平衡的理论模型，本文论证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发展的双重均衡方程，指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仍停留在相对稳定的低收入水平均衡状态上。很显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的高水平均衡点。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寻找和确定从低水平均衡点迈向高水平均衡点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高水平均衡点迈进。

[关键词]气候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 国际框架 均衡点

[中图分类号]P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42-15

自1988年国际社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次召开半官方的气候会议，到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多哈会议COP18/CMP8，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谈判已走过25年历程。多伦多会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目标，即以1988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05年全球减排20%，这一目标史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伦多目标”。现在看起来，这一目标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在2012年多哈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里已经找不到明确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更多的则是“希望”、“理应”、“自愿”等字眼。这意味着，经过25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意愿和进展可谓是不进反退，尽管全球的碳排放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因此，颇有必要对既有的具体应对策略特别是指导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实践的理论加以总结和检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决策依据。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国际社会最终之所以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也正是因为决议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国的参与度。因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最初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才将其生效条件设定为55%的排放比例，也就是附件一国家名单中至少有足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55%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议定书，其规定的各项条款才能真正生效。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各国参与度的，是各国对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换句话说，成本—收益计算是各国气候变化外交的决策基础。例如，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表决议定书时有过这样的阐述，“任何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都必然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系列的金融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所谓的“经济金融影响”实际上指的便是成本与收益，即加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协议究竟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收益，同时又增加怎样的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唯有在明确了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关系后才能做出是否加入议定书的判断和决策。对此，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上，与会参议员在回答为何美国仍没有加入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问题时解释，“因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缘何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停滞不前，认为这一现状恰好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导致的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低水平均衡。基于对更高水平平衡存在的乐观判断，本文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数纳入到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数以各种引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的研究为例，笔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表1。在这一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及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支出成本，这个成本大小与《协议》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包括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社会都会受到减排过程的极大影响;

三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根据作者通过同一模型模拟出来的碳排放价格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各国要达到各自碳排放配额范围所需购买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出一个全球及各国用于支付额外碳排放配额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的碳减排配额分配并不均匀，考虑到各国减排能力的差异，会出现“富余”和“不足”两种情况，因而这项成本对于一些国家为正，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则为负。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总额为零。

按照这样的计算框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得出的结论是《哥本哈根协议》下到2055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总支出为16，470亿美元。这个支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在稍早的同系列研究中，诺德豪斯通过同一模型对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支出成本进行了核算。他根据性质的不同将总支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候影响损失和减排成本，比较的结果是：从最优应对情景下的低成本，一直到不取任何措施以及设定过高减排或温度控制目标情景下的高成本;第二部分的支出来自碳排放配额的购买，其中碳排放价格决定了最终的购买支出，而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意味着不同的碳排放价格。作者对此进行了排列，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越激进，国际社会未来承担的碳排放价格就越高，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为完成减排目标必须为购买额外的碳排放配额付出更高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限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极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研究小组，如 ***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成本一收益的计算结果在数量上未必是完全精确的。但从不同情景的排列顺序来看，他们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即对应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发展情景，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那么从成本一收益的视角出发，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不同气候变化应对及发展情景的主要区别呢?是什么关键因素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与收益?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国际气候变化应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一收益模型。

二、碳排放价格、参与度与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诺德豪斯和理查德·托尔等人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净成本影响主要有三个来源，即：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碳减排程序的影响和碳排放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而言，前两种来源的影响总体上体现为正的净成本，而碳排放价格对净成本的影响在名义上是在各国间相互抵消后为零。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价格有两个源头：碳税和碳交易，如果全部的碳价格都以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均衡状态下碳排放价格应等同于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意味着一国为本国配额之外的碳排放支付了成本。如果进而将气候变化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影响纳入碳排放价格的计算范围，即完全而充分地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影响内化到碳价格中，那么碳排放价格更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指标。就此而言，在不同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路径下，会产生高低不等的各种碳价格，也就体现了全球为这些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所支付的净成本水平。

如果赋予碳价格以新的含义，即把气候变化影响和碳减排支出都折算为碳排放价格，然后将碳排放价格作为衡量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一收益的标志性指标，则可对以往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所得出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以诺德豪斯在其研究中设定的15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为例，在给定时期内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对15种情景加以重新排列图1。这个新的排列说明，如果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不管国际社会取何种减排策略和路径，都会从初期的最低点然后慢慢上升。但如果取横截面的比较，不同情景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根据前面的分析，碳排放价格的区别实则也代表了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成本收益上的区别。

从图1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导致碳排放价格越高，其成本也就越高。如相对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C范围内的应对机制明显成本更高;同时，相对于不包括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而言，能够覆盖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的成本就更高。

如果进一步比较导致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各种应对情景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各国的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度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参与度是决定碳排放价格及应对机制的成本一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还是设定2℃的升温限制，其本质都是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大小的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讲，应对机制的覆盖度越高，则碳排放价格会越高，尽管从应对的结果看也会越有效。但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有效性，而取决于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具体表现为参与度。可依据官方表态将参与度分为三类：参与、不参与和有条件参与。以各国对议定书的态度为例，美国属于有条件参与，欧盟属于参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参与。又以《哥本哈根协议》为例，中印也都加入了有条件参与阵营。需要指出的是，从非官方角度衡量的参与度相对更为复杂，因为市场、部门或地区的参与度与官方表态未必一致，导致实际的参与度发生变化，而市场最终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反映的正是实际参与度。这样，可将图1中的纵轴换成“参与度”，进而用不同的方法观察15种不同应对机制和情景间的区别，从最低的参与度到最高的参与度，决定了具有不同特性的应对机制和情景。

将参与度与应对机制的上述关系应用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实践中，并从1988年国际社会开启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谈判到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落幕期间选取几个重要节点，便可发现，基于碳排放覆盖率的各国气候变化实际参与度的差异以及变化，决定了应对机制和目标的变化起伏图2。

在图2中，尽管控制2℃升温的应对情景要求较高的参与度接近100%，并被《哥本哈根协议》所确认。但该目标并没有被具体落实，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全球参与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因为减排机制而有所下降。因此，从1988年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参与度一直在递减。同一时期，国际市场的碳价格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总体意愿呈减弱趋势，印证了基于成本一收益衡量方法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不同阶段对净成本水平评估的演变过程。

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成本—收益模型

本节将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成本—收益模型加以考察。在下文所应用的函式中，Cos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成本，Benefi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收益，Y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产出或水平，mitment指各国在不同时期i的参与度或碳减排承诺水平，ert指各期的贴现程度。

一成本函式：Cost=∑fmitmentiert;

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趋势、经济发展等因素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成本现值，下同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或承诺程度。既有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将在参与度较低时参与初期付出更大的增量成本，但在参与度较高时参与后期成本上升趋缓。换句话说，成本函式的曲线将是递增和凸起的，即先快后慢，即图3中的成本曲线。最终，如果全球各国全部参与到合作框架中，那么成本将被固定在某个最高点上，不会无限增加。这是因为，一旦在全球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控制碳排放，将全球温度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可承载的范围，那么碳排放价格便不会再继续提高如图3，应对成本也就会趋于停滞。

二收益函式：Benefit=∑fmitmentiert;

同样的，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收益也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参与度的提高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收益曲线的特征有别于成本曲线。首先，在参与度较低时初期，因为“漏出”效应的存在，提高合作水平带来的全球收益增长速度较慢;一旦合作水平达到特定水平，随着“漏出”效应显著下降，全球碳排放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显著提高，如碳税、碳交易等。此时，全球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并出现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收益曲线总体将呈现出先慢后快的递增性图3中收益曲线。

收益曲线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初期，由于各国参与度较低，相应国际框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成本水平，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收益为负。但随各国参与深入，收益曲线会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在达到特定参与水平后将超过成本曲线。这个参与水平也就是一个均衡的参与度。

收益函式还有第三个特征，即在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后，收益的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出现下滑，即增长速度放慢并逐渐向成本曲线靠拢图4中收益曲线，这会使收益曲线出现变化如图4。这样便会改变成本一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出现了两个均衡点。可把第一个均衡点Q1称之为低水平的参与均衡，第二个均衡点Q2则称之为高水平的参与均衡。

三均衡条件

第一，当成本曲线高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不足”Under-mitment，此时全球将为之付出净成本，从而推动参与度的继续提高，一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第二，当成本曲线低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过度”Over-mitment，此时全球将从更高的应对参与水平中获得净收益。尽管如此，但参与度不会继续提高，而是向反方向发展即出现下滑，一直到净收益为零时。这主要是因为，当参与度过高时，一方面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净收益增加本身会削弱各国在此领域的继续投入及参与积极性，凸显其他部门投入的短缺和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投入过度;另一方面，尽管全球的总收益继续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收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均匀的，因此也会形成和增加进一步提高参与度获得更多净收益的各种政治经济障碍。

第三，两个均衡水平的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曲线进行模拟，则会出现先凹后凸的结果。相对于固定的成本曲线，这导致了一低一高两种均衡水平。在均衡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两个均衡水平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参与度”的优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参与度水平上，至少在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都足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显然，低水平参与度上的均衡尽管实现了部门的稳定，它对全球总产出和总的益处则低于高水平参与度。

四双均衡条件：Y=∑fmitmentiert

由第三点讨论而来的，需要引入第四个条件，即考虑了两部门产出的一般均衡条件。如果将各国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纳入到整体考虑，参与度会通过影响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内部成本一收益均衡，继而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一收益均衡，最终作用于总体水平。在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和发展阶段上，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总现值存在递增影响。但以一般均衡的现有分析为基础，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并非始终增加经济总，因为在参与度高于特定水平后，无论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的净如何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经济总体，从而导致既有成本一收益关系逆转，如图5所示。

这样，两个均衡的参与度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低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高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高的产出水平。从产出水平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低收入均衡，并非理想结果，而后者则可以带来更优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既寻求成本一收益均衡，同时又实现更高产出水平的过程。总体而言，当前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更加接近于低收入的均衡状态，即各国在自身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自由地”确定各自的参与度，先是通过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进行了初步确认，然后到2015年在进行反馈和总结，届时形成新的国际应对框架，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气候变化部门内部的均衡。

从全球角度看，这一均衡并非最优。如图5所示，如果参与度提高，总体产出和水平也将更高。问题在于，一旦低收入的参与度均衡状态在确立后迅速得到强化甚至被固定，那么打破这一均衡、推动参与度提高并实现更优化的产出和水平将很困难。有两种可能局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突破。

第一，外部条件变化，如气候变化程度加剧、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增加、各国 *** 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同提高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同步提高气候变化应对不同参与度上的成本或降低收益，从而推动成本曲线上移或使收益曲线下移，迫使最优的均衡参与度向右延伸。这种情况相对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各种投入的相对价值，使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程序可带来更低的机会成本和更高的总产出和。

第二，也存在内生机制推动参与度提高的可能，最主要的是参与国/地区/部门带来的示范效应。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地区/部门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呈现极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出于自发，有的则仅仅跟随。这样，参与度本身存在着微小变动的可能：主要出于各种内生原因和激励因素，参与度会不断提高，这一提高本身会带来收益和成本，而一旦参与者从中获得净收益，就有可能对其他未加入者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然，如前所述，考虑到均衡条件，由示范效应导致的更高参与度所形成的额外净收益在最初阶段未必会推动参与度继续提高，反而可能使参与度下滑回落至均衡水平。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些关键性的国家/地区/部门加入到气候变化应对程序，或执行了某些标志性的减排政策后，参与度的提高便难以逆转，从而加速向下一个均衡点即高收入均衡水平汇聚，并在这个均衡点上逐步稳定下来。

基于参与度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产出函式有一个重要的定，即100%的参与度未必导致产出最大化。正如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国际社会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排放及减排情景，从“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到最为积极的应对情景，其排序正好是从最低的参与度>=0，到最高的参与度<100%。实际上，最终选择既不是最低也不会是最高的参与度。这证明，从无论是从成本收益，还是从产出角度来看，最低和最高的参与度都不现实。低水平参与的弊端在于无法实现部门内均衡，但高水平参与度的最大弊端则在于“过度参与”下全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过高投入会导致配置的扭曲，体现在收入曲线上就是，在一定点后，收入水平会随着参与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因此，从收入和的角度看，无论是低水平还是高水平的均衡，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都不会越过某个界限，即图5的S点。

四、模型的应用

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对当前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实践有着两方面的重要解释意义。一方面，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上的发展路径将受以下两种情况约束：其一，沿着本部门内部的净收益曲线移动，随着世界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减排应对框架的净收益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图6，基于双均衡的存在，因此该曲线将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与横轴参与度有两个交点Q1，Q2，意味着可能的参与度也仅会维持在这两点之间;其二，由于实现均衡的需要，Q1和Q2仍然是稳定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参与度选择结果。因此，以参与度高低来衡量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将围绕这两个点出现波动。同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可以在两点间进行过渡。也就是说，最后参与度的选择范围将限制在Q1和Q2两点间。

另一方面，上述约束条件也符合当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现实选择。第一，各国/地区/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最终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为一个适度而均衡的参与水平Q1<=Q<=Q2，这也较好地解释了某些碳排放大国即便没有正式加入相关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和减排框架，但也通过自愿减排的形式在实际意义上参与到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程序中。这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些国家/地区/部门基于自身成本一收益基础上的内生减排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国家/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带动。

第二，近25年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进展缓慢甚至有所倒退这一事实说明，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尽管参与度提高有利于增加产出，但应对程度还取决于部门内部的成本收益均衡。在关键的临界点没有突破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还较难跳出低收入的均衡参与水平。这样，各国显现出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波动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国际社会要走出当前的气候变化应对困境，跳出低水平均衡，就必须探索和研究影响参与度的临界物及其临界水平。可能的临界物包括：更加准确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认知，更加巨大的气候灾难，更加系统的社会动员，更加有效而可行的政策工具，等等。当然，要想找到这一临界物及临界水平，全球还需通过更多的试错来验证。

结束语

如果以各国的参与度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进展，多哈会议成果有限这一事实说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相关努力几乎陷入停顿，达到了自1988年国际社会开始进行谈判和框架设计以来的最低点。尽管如此，本文利用成本一收益关系的分析表明，这一低点或许正好实现了参与度决定下的均衡状态。只不过，这是一个仅可以带来低收入和低的低水平均衡点。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的高水平均衡，即通过较高的参与度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地实现碳减排，同时又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率即产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唯有找到相应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才能确保跳出低水平均衡状态，达到高水平均衡状态。

全球气候变暖到底跟二氧化碳排放有没有关系？

①中国深刻把握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本质联系；高度重视节约和环境保护，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②中国遵循客观规律，根据自身国情确定减排目标，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区别气候变化与天气变化的主要标准是

温室气体使地球表面变得更暖，类似于温室截留太阳辐射，并加热温室内空气的作用。这种温室气体使地球变得更温暖的影响称为“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就是温室气体之一，所以，二氧化碳排放跟全球气候变暖有关系。

世界四大科学难题有哪四个

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都涉及到大气系统的变化，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气候变化是长期的、全球性的气候模式的变化，而天气变化则是短期的、局部的气候现象。这篇文章将重点探讨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的主要标准的区别。

首先，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的时间尺度是不同的。气候变化通常是指数十年到数百年之间的长期变化，通常是由于气候系统中的大规模变化所导致的。天气变化则是小时、天、周等短期的气候现象，通常是由于局部大气系统变化所导致的。例如，某个地区的冬季气温持续下降数十年，这就是气候变化的一种表现；而某一天的降雨量突然增加，这就是天气变化的表现。

其次，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的空间尺度也不同。气候变化通常是全球性的，涉及到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的变化。例如，全球气温上升、海平面上升等都是气候变化的表现。天气变化则是局部的，通常只涉及到某个地区的气候现象。例如，某个城市的气温、降雨量等都是天气变化的表现。

第三，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涉及到全球生态系统、人类健康等方方面面。例如，全球气温上升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加等都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天气变化的影响则主要是局部的，通常只涉及到某个地区的生态系统、人类健康等方面。

最后，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的原因也不同。气候变化通常是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所导致的。例如，太阳辐射、海洋循环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等人类活动都会影响气候变化。天气变化通常是由于大气系统的变化所导致的，例如，高气压、低气压、冷锋、暖锋等都会导致天气变化。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的主要标准是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影响程度和原因等方面的差异。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气候变化和天气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怎样引起的?

世界四大科学难题有：量子力学、暗物质、癌症、全球气候变化。

1、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是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然而，量子力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现象，如波粒二象性、不确定性原理、量子纠缠等，仍然困扰着科学家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释。

2、暗物质

暗物质是一种未知的物质形式，它占据了宇宙中大部分的物质和能量。然而，我们目前对暗物质的了解非常有限，需要更多的探测和研究来揭示其本质和作用。

3、癌症

癌症是一种细胞异常增殖的疾病，它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医学科技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癌症的病因、诊断和治疗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4、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对地球的气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变化的起因和影响机制、预测和应对措施等都是科学家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量子力学的本质

量子力学，为物理学理论，是研究物质世界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主要研究原子、分子、凝聚态物质，以及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结构、性质的基础理论。它与相对论一起构成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量子力学不仅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而且在化学等学科和许多近代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

19世纪末，人们发现旧有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微观系统，于是经由物理学家的努力，在20世纪初创立量子力学，解释了这些现象。量子力学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物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解。除了广义相对论描写的引力以外，迄今所有基本相互作用均可以在量子力学的框架内描述（量子场论）。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量子力学

气候变化的原因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展示过去1765-2100年间的气候变化,及预测未来的气温变化。目前的气候变化，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自己的责任，我们今日所作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气候变化的走向。

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今日，我们的地球比过去两千年都要热。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于本世纪末，地球气温将攀升至二百万年来的高位。

我们何以制造了气候变化？

过去一百多年间，人类一直依赖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来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燃烧这些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使得温室效应增强、进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有约1/5的温室气体是由于破坏森林、减少了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而排放的。另外，一些特别的工业过程、农业畜牧业也会有少许温室气体排放。

在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主导地位。19年至2005年，煤炭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平均比重为72.4%。在各种能源消费量的相对变化上，虽然煤炭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其绝对消费量却在不断上升，目前，煤炭消费占约67%，加之中国能源效率并不高，如此高度依靠煤炭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立即取行动。

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我们所知的事实

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严重性和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的了解仍在不断深入，但科学家已证实了以下几点:

某些气体如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形成了温室效应，阻止热力反射回太空，使地球气温持续上升

燃烧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等)会释放更多二氧化碳至大气层

二氧化碳虽不是最强的温室气体，但由于人类活动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含量大幅度提高，成为增强温室效应的元凶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达六十五万年来最高

90年代可算是历史上最热的十年，而1998年是当中最炎热的一年

以下数点也得到了广泛认同:

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上升摄氏1.3度看来是无可避免的。限制升幅在摄氏2度以内，是防止气候变化带来更严重灾难的唯一方法

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再不被控制，气候变化的速度将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

气候反馈机制极可能带来急剧而不能补救的连锁反应，没有人知道气候变化到了什么程度会导致“世界末日”

温室气体是元凶

地球大气层是由一层层气体组成，气体把热量罩住，维持了地球上的生命。可是，燃烧化石燃料和伐森林，增强了温室效应，加上原有气体天蓬，导致了更多热量被笼罩。结果，全球气温不断上升，使世界气候失去平衡。

森林破坏

森林破坏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来生长，但枯萎、腐烂或燃烧后便会释放出来。植物腐烂也会产生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所以，可吸收二氧化碳的树木同时减少，温室气体便会释放出来(例如森林火灾、或燃烧薪柴)。森林伐和退化可以说是双重的破坏。过去150年，三成的二氧化碳释放是来自森林伐，不过相比全球森林所储存的碳，仍是一个小数目。单是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温带森林便储存了世界四成的碳存量。

科学共识

事实上，全球科学家达成了一致共识，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包括燃烧化石燃料，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而且，科学家也一致呼吁，我们必须取行动，制止气候剧变。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陆续发布了4卷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向全世界***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人类活动，尤其对化石能源的无节制使用，正是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元凶，全球升温威胁就在眼前。IPCC因为其对推动气候变化政策、提高民众意识方面的巨大贡献，荣获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浓缩了全球几千位科学家在过去六年对气候变化的原因、程度和未来变化预测、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影响、应对措施的评估等方面的最权威共识。在其第一卷《气候变化2007：科学基础》里，道出了全球科学家的重要共识：

1. 绝大部分20世纪中期以来观测到的全球升温非常可能是源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相对于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绝大部分过去50年观测到的变暖现象可能源于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其中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

2. 按目前进展趋势，在最坏的情况下，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就可能陡升6.4摄氏度。

3. 过去50年，全球气温持续升高。过去12年中，11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

2007年6月，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会上，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强调，虽然在细节上还存在分歧，但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观点已经趋向一致，即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已经对环境产生严重后果，其形成与人类活动，尤其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密切相关。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IPCC中国专家组成员赵宗慈指出“全球变暖是个大趋势，中国也不能幸免。最近100年里，中国的气候变得越来越温暖，特别是近50年来，中国地区气候变暖的平均幅度比全球变暖平均水平还要高0.6度～0.9度。”中国已经从科学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并且进行着积极的应对。

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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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8 18:55:28

简要内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气候系统是构成地球系统的重要一环。科学研究认为，太阳辐射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变化、火山活动、大气与海洋环流的变化等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

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气候系统是构成地球系统的重要一环。在地球的漫漫历史中，气候总在不断变化，究其原因可概括为自然的气候波动和人为因素两大类。

科学研究认为，太阳辐射的变化、地球轨道的变化、火山活动、大气与海洋环流的变化等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而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是造成目前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人类生产、生活所造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土地的利用、城市化等。

1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提出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的警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联合国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任务是评估气候变化状况及其影响。

自成立至今，IPCC一共发表了4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这些报告的制订过程，代表了人类对气候变化逐渐加深认识的过程。其间，科学界和企业界曾经有一些意见认为，地球正在经历的升温是更大尺度的自然气候波动的一部分，并不是人类活动所致。但IPCC于2007年发表的第四份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可能性超过90％。

这份由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500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报告指出，自1750年以来，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由于人类活动而显著上升，现在已远远超过工业化时代之前数十万年间的水平，其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65万年以来的最高点。报告在详细计算了各种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后认为，可以肯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净影响是气温升高。

关键字点击：气候变化

新华网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李雪梅）提起气候变化，许多人会简单地理解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的天气变化。但事实上，气候变化的含义并非如此。

天气是指短时间（几分钟到几天）发生的气象现象，如雷雨、冰雹、台风、寒潮、大风等；而气候则是指长时期内（月、季、年、数年甚至数百年以上）天气的平均或统计状况，通常由某一时段内的平均值以及距平均值的离差值来表征，主要反映一个地区的冷、热、干、湿等基本特征，即地球上某一时段各种天气过程的综合表现。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极端天气等的变化。人们常说的全球变暖就是气候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据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介绍，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内部进程，或是外部强迫，或者是人为地持续对大气组成成分和土地利用的改变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 “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就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

气候变化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后者尤其受到关注，它已严重影响到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等诸多方面。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而且是能源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