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希望_气候变化有什么好处

1.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2.环境气候结束语

3.形势与政策浅谈全球气候变化的论文？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效、调整产业结构、研发应用低碳技术、转变观念增强低碳消费意识等被人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能源效益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名词，包含了所有消耗较少能量得出同样功效（例如：光、热和动能）的方法。节能汽车、省电照明、改良的工业程序、建筑的隔热设备和其它相关的技术。节能与省钱常常同出一辙，所以提高能益往往可以提高利润。

用得少一些，效果好一些

能源效益往往有多重效果。例如，一台节能洗衣机或洗碗碟机可用较少的水量。节能也可提供较多舒适。例如，一座隔热性能较佳的房屋可在冬季感受和暖，而在夏季感到清凉，有益人体健康。一台节能冰箱可制造较少噪音，不会结霜，外壳也不会凝固，也可维持较长时间。节电照明可提供较亮的光度。所以概括而言，节能就是：“用少一些，得出更好效果”。

能源效益拥有巨大的潜能。节能的方法很简单，包括在你的屋顶安装隔热板，用超绝缘的玻璃窗，或购买高能效的洗衣机取代已损坏的。所有这些例子既可省钱也可节能。但最大的节能不是来自琐碎的步骤，真正的得益来自整个概念的重新思考，例如“整个房子”“整台汽车”或甚至“整个运输系统”。只要你今天开始节能，你便发现真正的能源需求只是你以往所消耗的百分之10-25。

拿房子来做例子。只要适当地把整个外壳（从屋檐到地库）绝缘，屋子对暖气的需要便会减少，而你只需要较小与较便宜的暖气系统。你只要付出少量隔热装置成本，便可省回三分之一的能源。进一步进行隔热和装置高效益通风系统，更可节省九成的暖气。

另一个例子是，在夏季常用的空调。也许可以改善空调系统本身的效益，但更可以从整个系统出发，先增加楼宇的散热效能，然后购置高效能的电脑、复印机、照明和通风系统，使人们晚间便不用开空调。当然，如果楼宇是建在通风良好的地区，人们甚至不用空调呢！

为什么不是都愿意进行节能呢？在美国，根据美国能源效益经济协会的统计，在2000年平均每人的能源消耗量已回到13年水平，而在这27年间，美国每人的经济生产（GDP)上升了百分之74。所以，很多人已经尝到了节能的好处。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开发节能的庞大潜力，必须得到的配合。为达到目标，最重要的办法是制定房屋、办公室、汽车和电器等等的最低能效标准，反映最低的生命周期成本。消费者有权知道他们购买的产品是否达到最低标准。不过，往往忽视了能源效益标准的重要性，或者标准本身欠缺了约束力。应该把握机会，推动能源效益技术的革新和改善。 风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能源，也是相对简单的技术能源。在一道高耸的巨塔和转动的扇叶背后，藏着轻量物料、空气动力和电脑操控系统之间的一套复杂相互作用。电力从旋转轮，通过变速齿轮箱，然后送到发电机，虽然有些涡轮机不用齿轮箱也可直接推动。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在2005年和2006年都实现了超过100%的年增长率，2007年预计总装机容量可以达到560万kW。也因为市场持续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风电的生产成本在过去15年里已经下降了一半，而且会随着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扩大继续下降。甚至在一些风能潜力高的地方，风电已经可以与新的燃煤电站相竞争。

预计到2020年，中国风电总装机可以达到12212万kW。 太阳能在全球很多角落都被使用，而且只要适当开发，具备潜力提供现在世界能源消耗量几倍的能源。太阳能可以直接产生电力，或用于加热与冷却。太阳能未来有多少潜力，全视乎我们人类是否全力抓紧开发的机会。利用太阳能量的方法有很多。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阳光转化成化学能，于是人们通过吃植物和燃烧木材吸收能量。而我们常常提及的“太阳能”，就是直接把阳光转化成热能和电力给我们使用。太阳能最基本的两种包括“太阳热能”和“光伏能”。

太阳光伏：这是直接从光转化成电力。电力产生的秘密是利用可以释放电子（负极粒子）的半导体物料来产生电能。光伏电池中最常用的半导体物料是硅，一种常见于沙的元素。所有光伏电池都有最少两层半导体，一边正极一边负极。当光照射到半导体，两层物料之间产生的电场便会推动电子移动，产生直流电。光度越强，电流便越大。

所以，光伏系统不需要灿烂阳光也足以发电。它也可在阴霾的日子发电，而产生的能量是与云的密度成正比。由于太阳光从云的反射，少云的日子甚至比万里无云的晴空产生更高能量。

现在常见的小电器，包括计算机，便是利用非常小的光能电池推动。光伏能也可对没有电网供电的地区提供电力。人们已经开发了一种名为“太阳能冷冻系统”的冰箱。经过测试后，已经获得一些人道救助组织的用以协助没有供电的地区储存疫苗。一些不想依赖电网供电的人还可以用来冷藏食物。 地热供暖，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地面、地板辐射供暖或地热辐射供暖。传统的暖方式以散热片为主。使用散热片热量集中在上面，用户有头晕而脚凉的感觉，使用不舒适，目前地板辐射暖比较符合“舒适家居”的理念。

冰岛87%的家庭使用地热供暖。 一个潜在的方案被称为“人造火山”，即将硫微粒喷射到高层大气。如图所示，硫颗粒就像一面巨大

的遮阳伞，阻滞阳光和热量，将其反射回太空。火山灰中就含有硫。本周，艾西洛玛国际气候干预技术大会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西菲克格罗夫市召开，与会代表将详细讨论“人造火山”及其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急方案。此次会议将尝试起草世界上第一个地球工程学研究道德行为规范。

美国企业研究所地球工程学主任塞缪尔-瑟斯特罗姆（Samuel Thernstrom）指出，这并不代表这些应急方案会在不久的将来投入使用。美国企业研究所是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不过，专家应该认真考虑这些方案，包括人为改变气候。瑟斯特罗姆说：“我们应该加深对地球工程学的了解。气候变化不是一个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问题，至少我们在有生之年是解决不了了。但是，我们可以对气候变化加以控制。” 专家称，沙漠造林或许能够吸收大气中更多的温室气体，比如二氧化碳，这一地球工程学创意已经扎

根于非洲。例如，非洲13个国家正在建立“绿色长城”，希望让树林在阻止撒哈拉沙漠扩张的同时，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撒哈拉森林”的组织者在可再生能源设施沿线植树造林，这些设施专门为世界各地的沙漠地区所设计。

美国气候研究所（Climate Institute）气候项目首席科学家迈克尔-麦克拉肯（Michael MacCracken）表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飙升，“绿色沙漠”可能没有足够多的吸碳能力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气候研究所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不过，麦克拉肯同时指出，在一个低碳世界中，沙漠造林可能不失为一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良策。 “生物炭”或许与土壤一样年代古老，但专家表示，亚马逊流域印第安人制作“生物炭”的做法可能

是抗击全球气候变化的好办法。据国际生物炭倡导组织介绍，生物炭数量丰富，渗透性强，可以通过加热农业废料制造，一旦重返土壤，它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数百甚至数千年里在土壤中吸收碳。相比之下，森林的吸碳能力有限，因为如果树木被砍伐或死去，温室气体即会溜掉。瑟斯特罗姆将生物炭归于他“值得探索”的类别，麦克拉肯同样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除了吸收二氧化碳，生物炭还有改善土质的好处。 海藻可能是绿藻类层（pond scum的“近亲”，但在推动种植海藻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科学家眼中，

它们显然具有更为“高尚”的地位。在这张照片中，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妇女正在收获海藻。据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海藻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介绍，地球上一半的光合作用发生在海洋，而在海洋中，光合作用主要发生于一种称为浮游植物的微小海洋植物身上。

浮游植物是无法在地里种植的。相比之下，沿海地区可以轻易种植海藻，科学家希望将这作为增强海洋吸碳能力的潜在方案。麦克拉肯表示，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在收获海藻以后，将其变成可再生燃料，这确实是一举两得。在光合作用中，阳光将二氧化碳转变为能量的过程。 据科学家介绍，如果将屋顶刷成白色，如照片中这些建在百慕大汉密尔顿的房屋，它们可以反射更多

的阳光，这或许是解决气候变化最简单的地球工程学方案之一。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表示，黑屋顶的反射率约为10%至20%，相比之下，白屋顶的反射率则达到70%至80%。美国气候研究所的麦克拉肯说，此外，白屋顶还有一个好处：屋顶反光的建筑物里面不会像普通建筑物那么热，从而会降低空调的用电量。 专家介绍，向海洋中人工撒铁可以刺激称为浮游植物的微小海洋植物的生长，而这种海洋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图中所示是南极洲附近的浮游生物。通常情况下，铁物质

可由大风吹入海洋，刺激海洋生物生长。科学家在世界各地实施了大量初步的撒铁实验，获得了不同程度地成功。在其中一次实验中，生长受到铁物质刺激的植物不久即被虾类动物吃掉，令实验效果大打折扣。

麦克拉肯表示，无论人工向海洋撒铁的尝试结果如何，寻找一条适合地球工程学的抗击气候变化之法都至关重要，因为许多方案都会持续时间很长：“将一种责任强加给我们的后代。这显然是个大问题”。不过，瑟斯特罗姆和麦克拉肯均认为，地球工程学方案或许是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麦克拉肯说：“地球工程学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化学疗法，你也不想接受这种治疗，但它的疗效确实比替代疗法强。”

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城市化发展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

1、 城市用地增加，农业用地、森林、湿地等非城市用地减少。

2、 城市化耗费大量煤、石油等非天然能源，造成环境污染。

3、 城市化同时促进科技发展，产生电池、塑料、建筑垃圾等人造污染物。

4、全球变暖改变能源消耗。升温改变人们住宅能耗季节性需求。经预测，温度升高1~5 ℃，中、高纬度地区和建筑供暖所需能源将减少，但用于城市室内制冷能源将显著增加，例如，由于空调大量使用，到2080年7月雅典能源需求将增加30% [17]；至2050 伦敦办公大楼预计增加 10%能源消耗用于制冷，到 2080 年，将增加 20%[16]。长三角地区年均气温上升1 ℃，将使纺织业的空调能耗增加10%[67]。此外，温度升高会降低热能发电能力，高温也会降低输电能力，造成更多能源损耗。

5、城市化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气候变化，例如城市工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导致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废气的不恰当处理也会污染大气。全球气候的变化需要每个城市去适应，从源头减轻环境影响是保证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对于城市来说，从废弃物循环利用、节能减排、使用清洁能源等角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城市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城市化的概念也不尽相同。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地理学角度来看城市化是农村地区或者自然区域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经济学上从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生态学认为城市化过程就是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社会学家从社会关系与组织变迁的角度定义城市化。城市化是多维的概念，城市化内涵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地理空间城市化和社会文明城市化（包括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关系等的城市化）。

环境气候结束语

引起气候系统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因子和人为因子两大类。

前者包括了太阳活动的变化、火山活动，以及气候系统内部变率等；后者包括人类燃烧化石燃料以及毁林引起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大气中气溶胶浓度的变化、土地利用和陆面覆盖的变化等。

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

在人为原因中，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活动，包括大量耗费化石能源、砍伐热带森林、生产和使用化工合成产品等，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形势与政策浅谈全球气候变化的论文？

世界气候结束语一：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遏制气候变暖，拯救地球家园，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每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企业和个人，都应当责无旁贷地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积极努力，加强合作。我相信地球的明天是美好的！

世界气候结束语二：

中国有句成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西方也有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应对气候变化既要着眼长远，更要立足当前。确定一个长远的努力方向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完成近期和中期减排目标上，放在兑现业已做出的承诺上，放在行动上。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我们应该通过切实的行动，让人们看到希望。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错误你问题的原意？我个人认为是对世界气候变化对人类影响的评论的结束语...

希望能帮到你！

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程序以来的最低点。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

　[内容提要]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程序以来的最低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各国均将成本一收益平衡当做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重要决策依据。其具体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参与度，这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成本一收益平衡的理论模型，本文论证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发展的双重均衡方程，指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仍停留在相对稳定的低收入水平均衡状态上。很显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的高水平均衡点。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寻找和确定从低水平均衡点迈向高水平均衡点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高水平均衡点迈进。

　[关键词]气候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 国际框架 均衡点

[中图分类号]P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42-15

　自1988年国际社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次召开半官方的气候会议，到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多哈会议COP18/CMP8，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谈判已走过25年历程。多伦多会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目标，即以1988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05年全球减排20%，这一目标史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伦多目标”。现在看起来，这一目标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在2012年多哈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里已经找不到明确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更多的则是“希望”、“理应”、“自愿”等字眼。这意味着，经过25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意愿和进展可谓是不进反退，尽管全球的碳排放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因此，颇有必要对既有的具体应对策略特别是指导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实践的理论加以总结和检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决策依据。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国际社会最终之所以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也正是因为决议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国的参与度。因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最初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才将其生效条件设定为55%的排放比例，也就是附件一国家名单中至少有足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55%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议定书，其规定的各项条款才能真正生效。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各国参与度的，是各国对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换句话说，成本—收益计算是各国气候变化外交的决策基础。例如，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表决议定书时有过这样的阐述，“任何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都必然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系列的金融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所谓的“经济金融影响”实际上指的便是成本与收益，即加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协议究竟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收益，同时又增加怎样的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唯有在明确了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关系后才能做出是否加入议定书的判断和决策。对此，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上，与会参议员在回答为何美国仍没有加入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问题时解释，“因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缘何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停滞不前，认为这一现状恰好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导致的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低水平均衡。基于对更高水平平衡存在的乐观判断，本文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数纳入到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数以各种引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的研究为例，笔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表1。在这一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及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支出成本，这个成本大小与《协议》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包括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社会都会受到减排过程的极大影响;

　三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根据作者通过同一模型模拟出来的碳排放价格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各国要达到各自碳排放配额范围所需购买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出一个全球及各国用于支付额外碳排放配额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的碳减排配额分配并不均匀，考虑到各国减排能力的差异，会出现“富余”和“不足”两种情况，因而这项成本对于一些国家为正，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则为负。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总额为零。

　按照这样的计算框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得出的结论是《哥本哈根协议》下到2055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总支出为16，470亿美元。这个支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在稍早的同系列研究中，诺德豪斯通过同一模型对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支出成本进行了核算。他根据性质的不同将总支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候影响损失和减排成本，比较的结果是：从最优应对情景下的低成本，一直到不取任何措施以及设定过高减排或温度控制目标情景下的高成本;第二部分的支出来自碳排放配额的购买，其中碳排放价格决定了最终的购买支出，而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意味着不同的碳排放价格。作者对此进行了排列，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越激进，国际社会未来承担的碳排放价格就越高，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为完成减排目标必须为购买额外的碳排放配额付出更高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限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极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研究小组，如 ***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成本一收益的计算结果在数量上未必是完全精确的。但从不同情景的排列顺序来看，他们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即对应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发展情景，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那么从成本一收益的视角出发，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不同气候变化应对及发展情景的主要区别呢?是什么关键因素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与收益?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国际气候变化应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一收益模型。

　二、碳排放价格、参与度与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诺德豪斯和理查德·托尔等人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净成本影响主要有三个来源，即：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碳减排程序的影响和碳排放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而言，前两种来源的影响总体上体现为正的净成本，而碳排放价格对净成本的影响在名义上是在各国间相互抵消后为零。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价格有两个源头：碳税和碳交易，如果全部的碳价格都以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均衡状态下碳排放价格应等同于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意味着一国为本国配额之外的碳排放支付了成本。如果进而将气候变化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影响纳入碳排放价格的计算范围，即完全而充分地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影响内化到碳价格中，那么碳排放价格更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指标。就此而言，在不同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路径下，会产生高低不等的各种碳价格，也就体现了全球为这些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所支付的净成本水平。

　如果赋予碳价格以新的含义，即把气候变化影响和碳减排支出都折算为碳排放价格，然后将碳排放价格作为衡量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一收益的标志性指标，则可对以往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所得出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以诺德豪斯在其研究中设定的15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为例，在给定时期内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对15种情景加以重新排列图1。这个新的排列说明，如果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不管国际社会取何种减排策略和路径，都会从初期的最低点然后慢慢上升。但如果取横截面的比较，不同情景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根据前面的分析，碳排放价格的区别实则也代表了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成本收益上的区别。

　从图1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导致碳排放价格越高，其成本也就越高。如相对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C范围内的应对机制明显成本更高;同时，相对于不包括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而言，能够覆盖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的成本就更高。

　如果进一步比较导致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各种应对情景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各国的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度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参与度是决定碳排放价格及应对机制的成本一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还是设定2℃的升温限制，其本质都是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大小的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讲，应对机制的覆盖度越高，则碳排放价格会越高，尽管从应对的结果看也会越有效。但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有效性，而取决于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具体表现为参与度。可依据官方表态将参与度分为三类：参与、不参与和有条件参与。以各国对议定书的态度为例，美国属于有条件参与，欧盟属于参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参与。又以《哥本哈根协议》为例，中印也都加入了有条件参与阵营。需要指出的是，从非官方角度衡量的参与度相对更为复杂，因为市场、部门或地区的参与度与官方表态未必一致，导致实际的参与度发生变化，而市场最终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反映的正是实际参与度。这样，可将图1中的纵轴换成“参与度”，进而用不同的方法观察15种不同应对机制和情景间的区别，从最低的参与度到最高的参与度，决定了具有不同特性的应对机制和情景。

　将参与度与应对机制的上述关系应用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实践中，并从1988年国际社会开启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谈判到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落幕期间选取几个重要节点，便可发现，基于碳排放覆盖率的各国气候变化实际参与度的差异以及变化，决定了应对机制和目标的变化起伏图2。

　在图2中，尽管控制2℃升温的应对情景要求较高的参与度接近100%，并被《哥本哈根协议》所确认。但该目标并没有被具体落实，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全球参与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因为减排机制而有所下降。因此，从1988年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参与度一直在递减。同一时期，国际市场的碳价格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总体意愿呈减弱趋势，印证了基于成本一收益衡量方法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不同阶段对净成本水平评估的演变过程。

　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成本—收益模型

　本节将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成本—收益模型加以考察。在下文所应用的函式中，Cos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成本，Benefi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收益，Y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产出或水平，mitment指各国在不同时期i的参与度或碳减排承诺水平，ert指各期的贴现程度。

　一成本函式：Cost=∑fmitmentiert;

　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趋势、经济发展等因素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成本现值，下同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或承诺程度。既有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将在参与度较低时参与初期付出更大的增量成本，但在参与度较高时参与后期成本上升趋缓。换句话说，成本函式的曲线将是递增和凸起的，即先快后慢，即图3中的成本曲线。最终，如果全球各国全部参与到合作框架中，那么成本将被固定在某个最高点上，不会无限增加。这是因为，一旦在全球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控制碳排放，将全球温度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可承载的范围，那么碳排放价格便不会再继续提高如图3，应对成本也就会趋于停滞。

　二收益函式：Benefit=∑fmitmentiert;

　同样的，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收益也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参与度的提高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收益曲线的特征有别于成本曲线。首先，在参与度较低时初期，因为“漏出”效应的存在，提高合作水平带来的全球收益增长速度较慢;一旦合作水平达到特定水平，随着“漏出”效应显著下降，全球碳排放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显著提高，如碳税、碳交易等。此时，全球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并出现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收益曲线总体将呈现出先慢后快的递增性图3中收益曲线。

　收益曲线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初期，由于各国参与度较低，相应国际框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成本水平，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收益为负。但随各国参与深入，收益曲线会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在达到特定参与水平后将超过成本曲线。这个参与水平也就是一个均衡的参与度。

　收益函式还有第三个特征，即在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后，收益的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出现下滑，即增长速度放慢并逐渐向成本曲线靠拢图4中收益曲线，这会使收益曲线出现变化如图4。这样便会改变成本一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出现了两个均衡点。可把第一个均衡点Q1称之为低水平的参与均衡，第二个均衡点Q2则称之为高水平的参与均衡。

　三均衡条件

　第一，当成本曲线高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不足”Under-mitment，此时全球将为之付出净成本，从而推动参与度的继续提高，一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第二，当成本曲线低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过度”Over-mitment，此时全球将从更高的应对参与水平中获得净收益。尽管如此，但参与度不会继续提高，而是向反方向发展即出现下滑，一直到净收益为零时。这主要是因为，当参与度过高时，一方面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净收益增加本身会削弱各国在此领域的继续投入及参与积极性，凸显其他部门投入的短缺和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投入过度;另一方面，尽管全球的总收益继续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收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均匀的，因此也会形成和增加进一步提高参与度获得更多净收益的各种政治经济障碍。

　第三，两个均衡水平的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曲线进行模拟，则会出现先凹后凸的结果。相对于固定的成本曲线，这导致了一低一高两种均衡水平。在均衡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两个均衡水平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参与度”的优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参与度水平上，至少在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都足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显然，低水平参与度上的均衡尽管实现了部门的稳定，它对全球总产出和总的益处则低于高水平参与度。

　四双均衡条件：Y=∑fmitmentiert

　由第三点讨论而来的，需要引入第四个条件，即考虑了两部门产出的一般均衡条件。如果将各国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纳入到整体考虑，参与度会通过影响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内部成本一收益均衡，继而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一收益均衡，最终作用于总体水平。在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和发展阶段上，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总现值存在递增影响。但以一般均衡的现有分析为基础，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并非始终增加经济总，因为在参与度高于特定水平后，无论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的净如何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经济总体，从而导致既有成本一收益关系逆转，如图5所示。

　这样，两个均衡的参与度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低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高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高的产出水平。从产出水平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低收入均衡，并非理想结果，而后者则可以带来更优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既寻求成本一收益均衡，同时又实现更高产出水平的过程。总体而言，当前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更加接近于低收入的均衡状态，即各国在自身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自由地”确定各自的参与度，先是通过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进行了初步确认，然后到2015年在进行反馈和总结，届时形成新的国际应对框架，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气候变化部门内部的均衡。

　从全球角度看，这一均衡并非最优。如图5所示，如果参与度提高，总体产出和水平也将更高。问题在于，一旦低收入的参与度均衡状态在确立后迅速得到强化甚至被固定，那么打破这一均衡、推动参与度提高并实现更优化的产出和水平将很困难。有两种可能局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突破。

　第一，外部条件变化，如气候变化程度加剧、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增加、各国 *** 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同提高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同步提高气候变化应对不同参与度上的成本或降低收益，从而推动成本曲线上移或使收益曲线下移，迫使最优的均衡参与度向右延伸。这种情况相对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各种投入的相对价值，使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程序可带来更低的机会成本和更高的总产出和。

　第二，也存在内生机制推动参与度提高的可能，最主要的是参与国/地区/部门带来的示范效应。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地区/部门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呈现极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出于自发，有的则仅仅跟随。这样，参与度本身存在着微小变动的可能：主要出于各种内生原因和激励因素，参与度会不断提高，这一提高本身会带来收益和成本，而一旦参与者从中获得净收益，就有可能对其他未加入者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然，如前所述，考虑到均衡条件，由示范效应导致的更高参与度所形成的额外净收益在最初阶段未必会推动参与度继续提高，反而可能使参与度下滑回落至均衡水平。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些关键性的国家/地区/部门加入到气候变化应对程序，或执行了某些标志性的减排政策后，参与度的提高便难以逆转，从而加速向下一个均衡点即高收入均衡水平汇聚，并在这个均衡点上逐步稳定下来。

　基于参与度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产出函式有一个重要的定，即100%的参与度未必导致产出最大化。正如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国际社会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排放及减排情景，从“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到最为积极的应对情景，其排序正好是从最低的参与度>=0，到最高的参与度<100%。实际上，最终选择既不是最低也不会是最高的参与度。这证明，从无论是从成本收益，还是从产出角度来看，最低和最高的参与度都不现实。低水平参与的弊端在于无法实现部门内均衡，但高水平参与度的最大弊端则在于“过度参与”下全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过高投入会导致配置的扭曲，体现在收入曲线上就是，在一定点后，收入水平会随着参与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因此，从收入和的角度看，无论是低水平还是高水平的均衡，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都不会越过某个界限，即图5的S点。

　四、模型的应用

　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对当前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实践有着两方面的重要解释意义。一方面，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上的发展路径将受以下两种情况约束：其一，沿着本部门内部的净收益曲线移动，随着世界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减排应对框架的净收益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图6，基于双均衡的存在，因此该曲线将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与横轴参与度有两个交点Q1，Q2，意味着可能的参与度也仅会维持在这两点之间;其二，由于实现均衡的需要，Q1和Q2仍然是稳定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参与度选择结果。因此，以参与度高低来衡量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将围绕这两个点出现波动。同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可以在两点间进行过渡。也就是说，最后参与度的选择范围将限制在Q1和Q2两点间。

　另一方面，上述约束条件也符合当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现实选择。第一，各国/地区/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最终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为一个适度而均衡的参与水平Q1<=Q<=Q2，这也较好地解释了某些碳排放大国即便没有正式加入相关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和减排框架，但也通过自愿减排的形式在实际意义上参与到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程序中。这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些国家/地区/部门基于自身成本一收益基础上的内生减排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国家/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带动。

　第二，近25年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进展缓慢甚至有所倒退这一事实说明，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尽管参与度提高有利于增加产出，但应对程度还取决于部门内部的成本收益均衡。在关键的临界点没有突破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还较难跳出低收入的均衡参与水平。这样，各国显现出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波动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国际社会要走出当前的气候变化应对困境，跳出低水平均衡，就必须探索和研究影响参与度的临界物及其临界水平。可能的临界物包括：更加准确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认知，更加巨大的气候灾难，更加系统的社会动员，更加有效而可行的政策工具，等等。当然，要想找到这一临界物及临界水平，全球还需通过更多的试错来验证。

　结束语

　如果以各国的参与度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进展，多哈会议成果有限这一事实说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相关努力几乎陷入停顿，达到了自1988年国际社会开始进行谈判和框架设计以来的最低点。尽管如此，本文利用成本一收益关系的分析表明，这一低点或许正好实现了参与度决定下的均衡状态。只不过，这是一个仅可以带来低收入和低的低水平均衡点。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的高水平均衡，即通过较高的参与度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地实现碳减排，同时又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率即产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唯有找到相应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才能确保跳出低水平均衡状态，达到高水平均衡状态。